随着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数不断增加，网络上的消息铺天盖地，恐慌情绪悄然蔓延，但与此同时，也有人对疫情不以为然。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我们为何恐慌，又为何大意？
为何恐慌？
人们对危机程度的知觉往往是不准确的。危机的潜在后果只是影响风险知觉的因素之一，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以及对信息的理解会放大风险（Kasperson & Kasperson, 1996）。
当下，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通过大众媒体来了解肺炎疫情。因此，人们对疫情的风险知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建构的。很多媒体的报道都带有情绪煽动性，诸如“震惊！”“重磅！”“人类无能为力！”的字眼屡见不鲜。这些信息在网上飞速传播，引发了人们的过度恐慌，人们因而失去理性，甚至做出违反社会规范的举动。
此外，恐慌情绪具有地区差异。我国心理学家揭示了“心理台风眼效应”，它是指离危机事件中心的距离越远，人们对该事件的反应越强。正所谓，外部惊涛骇浪，内部波澜不惊。
例如，在2003年的SARS危机中，身处非疫区的重庆民众的焦虑水平远高于身处疫区的北京民众（Xie et al., 2011）。汶川地震后，非灾区的民众估计灾区爆发大规模传染病的概率高于灾区民众估计的概率（Li et al., 2011）。同样，2011年的日本海啸引发核泄漏风波引发了我国多地的抢盐风波。
如何避免产生过度恐慌情绪？
（1）民众要从官方渠道准确了解疫情，既要重视这场疾病，也要保持平和冷静的心态。
（2）媒体要基于事实客观地进行报道，不能选择性地放大或缩小风险，从而使人们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做出评判和决定。
为何大意？
有人恐慌，也有人大意。一些人不戴口罩“裸面”出行，坚持组织家庭聚会，不愿取消假期旅行……他们不担心被传染新型肺炎吗？也许他们认为，自己染上病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人们往往是过度自信的，高估自己的能力和取得成功的概率，低估经历失败的概率。如果让你回答若干道二择一的常识题，并评估自己的正确率，你会发现，你估计的正确率要高于实际的正确率。同理，人们会高估自己买彩票中奖的概率、高估自己事业成功的概率。
在疫情面前，有些人也过度自信了。他们自认为身强力壮、免疫力上佳，不会被传染，甚至有患者在出现症状后，仍自觉“不会这么倒霉”。
想要避免过度自信带来的危险行为，不妨试试以下两种方法：
（1）把自己视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而不是能力出众的特殊之人，在同等条件下，每个人的患病概率都是相同的。
（2）立即行动，为亲人买好口罩，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你要戴口罩”的言语说服层面。
为何谣言四起？
“饮高度酒对抗冠状病毒”“武汉卫健委领导感染后逃往上海”“上海环球港沦陷”……类似的谣言充斥着社交媒体。每每出现危机事件，必见谣言其踪。
要理解谣言四起的原因，我们需要从认知需求说起。理解世界是人们固有的心理需求之一，它是对事情追根究底的渴望，体现在“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信息寻求行为中。当身处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不确定事件中时，人们的认知需求尤其强烈，倾向于寻求更多信息以求理解和应对问题。
当前的肺炎疫情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新型病毒有何特点？疫情现状如何？怎样保护自己？同时，疫情牵涉到广大民众的生命安全，因而广泛地唤起了人们强烈的认知需求。此时，如果权威部门发布的消息不够充分或及时，这些信息就无法满足人们的认知需求。
那么，认知需求由谁来满足？这正好为谣言的滋生与传播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因为谣言切中了人们寻求信息的迫切心理。譬如看到一张救护车、穿防护服的医生和戴口罩的路人共同出镜的照片，人们不知其出处和详情，便会为了解释此事而给它安上一个“某处发现新病例，就在你我身边！”的标题。于是谣言在认知需求的推动下快速扩散，不断刺痛大众的神经。
如何打击谣言，缓解大众的焦虑？最有效的方式有二：
权威部门及时发布准确的信息。当准确的信息足以满足人们的认知需求后，谣言自然无藏身之地。而瞒报、漏报和谎报则会加剧谣言的产生与传播。
谣言出现后，权威部门发布有针对性的辟谣信息，并充分发挥人际关系网络的力量，调动每一个人参与辟谣。辟谣可有效降低民众对先前接触到的谣言的相信程度（Bordia et al., 2005）。通过借助亲朋好友之间的信任，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辟谣信息，能缓解谣言引发的焦虑（Tripathy et al., 2013）。
如何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
在危机事件中，机构、专家与民众之间如何交换关于风险的信息，才能促进有效的风险沟通？
心理学的研究揭示了负性偏差，它是指负性信息比正性信息对人们的影响更大且更持久。例如，人们对疫情中的死亡人数非常敏感，而忽略了治愈人数。因此，信息发布者在发布负性信息时，需要同时呈现大量的正性信息或问题解决方案，从而缓解负性信息对人们的心理冲击（谢晓非, 郑蕊, 2003）。
另外，由于专家掌握专业知识，而很多民众都欠缺相关知识，两者对同一问题的理解具有差异。因此，专家在传递信息时，需要尽可能地用民众容易理解的语言进行表述，从而保证信息传递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Bordia, P., DiFonzo, N., Haines, R., & Chaseling, E. (2005). Rumors denials as persuasive messages: Effects of personal relevance, source, and message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5, 1301–1331.
Kasperson, R. E., & Kasperson, J. X. (1996).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and attenuation of risk.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45, 95–105.
Li, S., Rao, L-L., Bai, X-W., Zheng, R., Ren, X-P., Li, J-Z., Wang, Z-J., Liu, H., & Zhang, K. (2010). Progress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and variations since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PLoS ONE, 5, e9727.
Tripathy, R. M., Bagchi, A., & Mehta, S. (2013). Towards combating rumors in social networks: Models and metrics. Intelligent Data Analysis, 17, 149–175.
Xie, X., Stone, E., Zheng, R., & Zhang, R. (2011). The ‘typhoon eye effect’: Determinants of distress during the SARS epidemic.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14, 1091–1107.
谢晓非, 郑蕊. (2003). 风险沟通与公众理性. 心理科学进展, 11, 375–381.
文｜陆静怡 邱天 陈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