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当前，隐瞒病史、隐瞒旅行史，很可能构成违法行为。这几天，已经有了很多教训。
但隐瞒病史等行为，一方面是法律问题，一方面也是心理问题。按理说，有武汉和湖北旅行史并不是错，身体不适甚至不幸染上病毒，更不是自己的错。为什么有的人非要隐瞒？
作为一名心理学工作者，我猜测这些人可能有以下心理：
一是强烈的病耻感。
有人会认为得这种病非常不光彩，会被人歧视，会被人责骂，会被人当作异类。在心理咨询中，常遇到一些来访者对生病有强烈的病耻感，完全不接受“病人”的标签和角色，有时仅仅是劝这些人去医院就医诊断就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二是多重恐惧感。
有对被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恐惧，既然到医院去看病，说明这些人身体已经有一些反应，让他们觉得自己可能感染了病毒，没有看病之前就已有各种可怕的联想；有对隔离的恐惧，如果他们如实报告情况，不论是否得病，都要被隔离，而他们对被隔离充满了恐惧；有对被指责的恐惧，他们非常担心自己报告了实情之后，会被家人、朋友、同事指责，会被不认识的人指指点点，甚至会被网络上的陌生人“人肉搜索”和责骂。
三是盲目乐观。
有人虽然也担心自己得病，但仍然心存幻想：“病毒不是只传染那些抵抗能力差的老年人吗？我年轻，抵抗能力强，平时很少得病，不会有事的。”或者认为：“我平时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不会有疾病找上我。”
四是逃避承担自己行为的结果。
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但这些人却退行到儿童的自我状态，做了事情之后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主动或接受隔离，比如主动报告旅行史，而让别人或整个社会替其承担责任。
五是淡漠的社会责任感。
他们没有意识到每个人是抗击疫情中的重要一环，更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引发连锁性的社会反应、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也不排除有些人即使意识到了也毫不在意。
基于以上可能性，这些人在心理上采取了否认的防御机制，仿佛否认自己的病史、旅行史就可以不得病，或减少得病的概率。这种否认是一种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它最大的特点是拒绝承认和接受现实。这种主观现实给了这些人虚幻的心理安慰：只要不承认，就多一分安全。
这些人的内在，其实充满了冲突，有着非常矛盾的心理：既心存侥幸、蔑视死亡，同时又无限放大死亡的威胁；既到医院求助，又对医学半信半疑；既做了需要被隔离的行为，又逃避承担这种行为的结果。这些人内在的冲突反映在外在的行为上：以为自己偷偷摸摸、行踪隐匿就可以逃脱病毒感染和被隔离。
和疫情作战其实是和人性的弱点相搏。群体的动力会放大人性的弱点。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有清醒的认识、都能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一定也有少部分人不能做到这些，这些人是疫情防控中的薄弱环节和难点。
如果在洞察人性时，一方面教育和引导人们看到人性中的脆弱、软弱、恐惧和羞耻感；另一方面采取具体的措施防范人性的弱点，这将会促成转化，降低疫情防控中高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减少类似行为的发生？
一是不对病人、疑似病人、疫区的人有污名化的言论和行为，绝不歧视任何来自疫区的人，有过疫区旅行史的人。在抗击疫情时，每个人的言行都是相互影响的。污名化的言行会破坏群体内部的同心同德，削弱战斗力。
二是不指责病人。得病不是来自上天的惩罚，更不是人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导致的。生病只是身体机能出了问题。病毒传染时不会首先鉴定人们的年龄、性别、收入、职业、社会声望等，病毒的传染不做任何区分，是无差别攻击。有时候人们会犯基本归因错误，把应该归因于环境的原因归因于个人，这种归因偏差会强化某些人的病耻感。
三是不在隔离时采取极端措施，包括张贴带有标签色彩的封条、横幅或标语。这些极端措施尽管只是少数，但它一经网络传播，就会强化人们的歧视，甚至把歧视正常化，也使得一些人对报告旅行史心存恐惧。
四是制订一些有导向性的措施，包括法律、政策方面的要求，用外在强制要求把人性弱点的漏洞堵住。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驯服自己内在的恐惧和自私，但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规章制度。
在和新冠病毒肺炎作斗争的过程中，人们会发现一点：面对真实是需要勇气的。他们既要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和挣扎，又要面对外界可能有的负面反应。
真相有时并不好看，疾病和死亡并不因为人们的隐瞒就不存在、不发生。在对违法行为严惩的同时，整个社会需要创建一种氛围，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拥有如实报告自己病史和旅行史的勇气。
撰文｜严文华
来源｜上视新闻
原文链接：去过武汉不是错，感染病毒不是罪，那为什么还要隐瞒？